媒体报道自由的例子，媒体报道自由的好处？

1936年2月26日凌晨3点，《东京日日新闻》社会部记者铃木二郎窝在值班室的被子里。这个夜晚十分寒冷，窗外是连续四夜的积雪，简直像座小山，对东京来说，这厚达一尺的积雪并不寻常，据闻已经打破54年来的记录，交通因此大乱。

大雪再怎么打乱这座城市的节奏，在这深夜都不是问题。铃木二郎喝过一杯酒后，在双层床上躺下。跟他一起值班的，还有两位同事与两个摄影记者。不一会儿，电话铃声响起，铃木二郎弹起身来看看时钟：4点半多一点。这个时候能发生什么事？

电话那头传来兴奋的声音：

现在首相官邸遭袭，而且是军队在袭击！

语音未落，电话就被挂断，铃木二郎并未跟随对方的激动，怀疑是恶作剧，即使如此，作为记者，他无法懈怠，必须赶到现场查证，于是连忙唤醒其他人，并与摄影白井鉴三驱车赶赴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

快接近官邸时，只见十几名荷枪士兵排排站着，他们朝对方说：“我们是报社的。”正欲通过时，显然是这支军队的首领走了出来凶狠喝斥：“报社个屁！快给我滚回去。”这时，两人才意识到事情大条，惊慌大叫：“闹革命了。”旋即返回报社；与此同时，编辑部陆续收到各地被反叛军袭击、高官遇难的消息，报社内骚动不已，连忙向各地方支社发布消息，各支社职员也动了起来，迅速发行了号外刊。上午8点，日本内务省发出“禁止刊登报导”的通知，但已经来不及，号外刊已一张不剩。

《朝日新闻》东京编辑部早上5点才收到通知，所有员工立刻被召集。编辑部主笔绪方竹虎从记者那儿收到消息，却将“高桥大臣”误听为另个主笔高石（真五郎），心想：“若高石被袭击，我也无法避祸。”等到了报社，才知道是高桥大藏大臣遭难。

9点，叛军部队包围了报社总部，要求报社代表出面。绪方竹虎心想：“终于来了。”随即打电话给大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通电话。”又担心报社人员情绪失控，爆发冲突而伤亡，又劝大家冷静下来，调整了一下领带后，走进电梯。

一名戴着中尉肩章、眼里布满血色的军官站在那里，绪方竹虎递给他一张名片，称自己是代表。对方朝绪方点头致意后，沉默对峙了一会儿，那名军官便高举右手，看着天花板大叫：“干掉国贼朝日！”

“报社内还有女人跟小孩，先把他们放走再动手吧。”绪方竹虎说。

“那就快点叫他们出来。”

绪方竹虎指示编辑部撤出，叛军们随即上楼，推倒活字箱后就走。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因为几个活字受损，加上担心刺激叛军，该日晚报便停止发行。

尽管绪方竹虎虽然只身面对叛军，但却对言论妥协了；曾经批判军部独裁的《朝日新闻》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次在枪口前沉默了。

▎从五一五到二二六

世界金融的困局，在刚迈入西化的日本更是凸显，农村凋敝，人民饥饿贫困，政府却忙着政争，财阀特权的腐败贪污都激怒了国民，许多极端的激进份子将目标锁定财团、官员，甚至是天皇，亟欲透过暗杀来解决问题，甚至发动战争。《帝国落日》作者约翰．托兰以“下克上”来解释这个问题：

这些叛乱分子并非受个人野心所驱策。在他们行动之前，已经有六波像他们一样的人了──不过全都失败──他们准备再干一回，试图透过暴力和暗杀解决日本社会的不公。传统习性将这些罪行给予合法的借口，日本人还为此赋予一个专有名词：下克上。此词最早是在十五世纪时开始使用，当时各社会阶层都蔓延著叛乱，地方士豪拒绝臣服于将军，而将军也不听命于天皇。

俗称“二二六事件”的这场首相暗杀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4年前，亦即1932年5月15日，在几起政变未遂事件后，77岁的新任首相犬养毅遭到枪击死亡。

为了解决满蒙问题而成立的犬养内阁，不仅力图镇镇住在九一八事件中一手遮天的军方，甚至公然批判法西斯主义，并不断重申对军部作风的批判。这个77岁的老人过去一直反对征服满洲，也始终拒绝承认“满洲国”。然而，在5月中这个风光明媚的星期天，当人们正欢迎喜剧大师卓别林访日的同时，一场武装政变轰然发生。

1932年5月15日上午11点，《东京朝日新闻》社会部副部长长冈见齐进了报社，以为一日无事的编辑部到处都是下棋声。下午5点35分，电话铃响，一名同事接起了电话，本来无谓的嗯嗯的回答，懒懒散散的，突然身子僵直大喊：“出大事了，有人丢炸弹。”接着铃声不停响起，接二连三丢炸弹的信息传来，整个编辑部都出动了。

与此同时，刚接受完牙医治疗的犬养毅，穿着和服躺在和式安乐椅上休息。几个军官与军校学生闯入，对着首相开枪，这位老先生说了句“有话好好说（话せば分かる）”后，将枪手引导到饭厅，而后一再重复：“有话好好说。”甚至叫其中一人把鞋脱了。其中一人出声：“有什么想说的，快说。”当老人准备开口时，另一人却喊着“多说无益”朝首相脑袋开了两枪。

“有话好好说”日后虽成了名言，但当时只有《大阪朝日新闻》刊出这段话，甚至在全日本，也只有这家报社勇于揭露恐怖活动的罪行。

这场史称“五一五事件”的结果，便是宣告政党内阁终结，军方的恐怖主义获胜，从此再没什么能抵挡军部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袭击枪杀的极端手段，也开启了暴力统治言论的恐怖时代，扼杀了言论自由。陆军甚至强迫政府发出戒严令，并对发布新闻的媒体威胁禁止与警告处分。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作者、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前坂俊之便评论：

这正是言论最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然而，就是在这种言论最需要勇气的情况下，言论往往沉默或随波逐流了。

前坂俊之认为致使军部如此横行的原因，就是过去报纸煽动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并指责政府在满蒙问题上的软弱态度、支持军部独断专行的恶果。而这般恶果，日后也导向了全面战争。

历史学家约翰．托兰更在著作中直指，媒体的推波助澜与煽动是军部有恃无恐之因，这最后也将日本推入了太平洋战争。

▎言论管制法

媒体成为军部共犯，起因来自于政治管制。

从明治时期，《报纸法》就是报业的累赘，约束著媒体的行动和报导自由。如同台湾的报禁，日本过去的《报纸法》也在申报、寄送样刊、保证金等等流程上，进行对新闻媒体报导的控制，处分方法更是多重且繁复。其细节规定包含：发行时有义务向内务省和地方警察厅、地方法院检事局寄送样刊，样刊会被审查，若扰乱社会安宁或危害社会风俗，内务大臣可以禁止发行，必要时可扣押。

但管制的标准是什么呢？随着战争进行，不能报导的内容越增越多，控管也越来越严格。为了避免被处罚，报纸会预先将革命、共产主义等字词，换成各种符号来自卫。1928年开始，这类符号急遽增加。

恶名昭彰的《报纸法》再加上随后紧缩的《治安维持法》，成了日本政府暂时扼住媒体咽喉的两大恶法。除此之外，九一八事件后，还增加与满洲国相关的各种法规，里头有各种禁止刊登的事项。新闻审查人员也更加扩充，警视厅相关单位都被扩大规模，确保审查能够更加严密，1932年，甚至颁布了出版警察方针：

1. 由过去的检举优先主义转成执行优先主义；
2. 由过去的风俗主义转变成风俗与社会安定并重的主义。

内务省警保局编写的《出版警察概视》中，关于九一八事件的报导取缔就提出了这样的规定：

如果由于新闻报导而泄漏了军事上的机密，使我国对外关系恶化的话，就可能会给国运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当局希望，在这类新闻报导的管理上，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到对报导监督的完美无缺。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件可以说是加速媒体自由破败的关口。

▎九一八事件是媒体自由遭限的起点

九一八的引爆点，是中国东北满州铁路的一部分被炸毁所致。当时日本政府与军方一致表示，是中国的阴谋；但实情却是以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为中心策划的“下克上”，希望借此解决日本国内资源缺乏的问题。事件发生后，日本中央政府与天皇被迫认可，而战局也渐渐扩大。

事件发生后，第一个收到消息的是《大阪朝日新闻》，当时距离满州铁路爆炸的时间已经是4小时后，他们在19日凌晨2点20分收到日本电报通信社的独家报导（本应是新闻联合社，但却被当地军队拦截）。

《朝日新闻》奉天通信局局长武内文彬，事变发生时正在洗澡，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窗户玻璃破碎、房子摇晃，而后是接连不绝的炮声与枪声。此时电话铃声响起，武内只听得妻子大喊：“是你的电话，说是国家大事，别泡澡了。”武内裸身从浴室出来，向总部发了第一封电文——但事态紧急，接下来8小时内他一共还发出118封电文，创下历史纪录。

2点半左右，《东京朝日新闻》编辑部收到第一封电文，刚好是编辑完成排版，从印刷间回到编辑部之时，当“奉天中日冲突”等一封封电文飞过来时，他们不免紧张了起来，开始发速报。隔日，编辑部开会，决定了报导方向：“保护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的原则与正当权益”。而大阪那方，则准备了飞机，派记者飞往现场。《朝日新闻》东京与大阪都对九一八做了大量的报导、号外与专题，甚至还拍成纪录片，全日本放映、演讲。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事件之前，日本媒体趋向批判军方；但事件后，立场转变，将关东军行动看成是自卫权的行使。之中，特别是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大阪《朝日新闻》更为明显。

前坂俊之分析自由派媒体的转变原因：其一，是民族主义驱使报纸在国家困难时支持军部，让舆论能够统一；其二，是“拒买运动”盛行，因过往《大阪朝日新闻》严厉批叛军部的结果，使他们遭到军人和右翼人士抵制，在各地发起拒买运动，使他们在发行上陷入困境，对手则日益壮大。《大阪朝日新闻》只好向利益妥协。除此之外，黑道的威吓也是令其屈服之因。

不过，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屈服，战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但战时是《东洋经济新报》记者、支局长的石桥湛山便十分反对殖民地政策，并主张满蒙放弃论，他直称整个国家都在非法化，九一八事件后，甚至不断地问：难道放弃满蒙，我国就会灭亡吗？

该年11月中，他甚至写下一篇批判媒体屈服于军部的社论〈真正的爱国之道──保障言论自由〉：

最近我国的不法举止面临着，如果走错一步，便会跌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境地。如果说有什么挽救的方法的话，恐怕只有言论自由的力量了。若言论自由被压制，完全窒息的话，国家就不可能生存。

但没有人听进他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