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通波，千年兴废——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兴衰简史12

第六节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

从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区的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剖面看，大运河河床内，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层，多为黄色沙土层，土层颜色较黄，颗粒较大；文化层以上是淤积层，多为浅黄色和灰黄色沙土层。这是因为，使用中的河道，流速快，沉淀的沙多土少，反之，则土多沙少色淡。

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外观

在表土层以下，文化层以上，存在着2—3米的浅黄与灰黄色土层，说明通济渠东段的湮废，最终还是黄泛淤淀所致。

但是，黄河泛滥的洪水，是很难越过隋堤（大运河北堤），而进入汴河河床的。因为，通济渠开凿之初，便将北堤筑为御道，高与宽均超过南堤。自荥阳板渚到商丘西北，汴河与黄河比肩而下，河道几乎平行，南面是黄河，故汴河北堤常遭黄河南泛的威胁，为保漕运，汴河北堤累年培高加宽。至宋，汴河的北堤，已高出南堤1—2米。宽是两倍（北堤宽40米、南堤宽20米）。实际上，隋唐大运河的北堤，已经成为黄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黄泛如能漫过北隋堤，那么，到了汴河以南，便如入无人之境了。

但是，至今隋堤（通济渠沿线百姓习惯上称汴渠为隋堤，因为隋代所筑）仍是黄泛平原与河间平原的分界线；隋堤北，是黄泛沙土地，隋堤南，是沙礓黑土地。自古就有黄水不过隋堤之说，这种亘古不变的土质与地貌特征，说明了黄河泛滥，未过隋堤。汴河河床上层的沙土淤积，应不是 黄泛越过汴河北堤的淤积，而是盱眙的淮口湮废后，上自荥阳汴口而下的黄河水常年淤淀，而又不再疏浚后，逐渐湮塞的。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以往有两种版本。

淮北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外观

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决黄河堤泛滥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证了“宋金对峙，宋室南迁，漕运断绝”，和楼钥《北行日录》的史料。以为，汴渠被宋王朝废弃后，自然逐渐湮塞。持这一观点的人，有的是想当然，有的 是人云亦云，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证，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货志》、人物传记；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时，他们把运河的功能，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认为漕运断绝，运河即废，废即湮塞。殊不知，塞而复通，本不是难事。通济渠至宋，已成地上悬渠，决堤乃水尽，数日内即可“车马皆由其中”；修堤堵漏，开启荥阳的梁公堰注水，又数日即可复航。

更何况滚滚黄河东逝水，自隋开通济渠后，便形成枯水期全部、洪水期三分的黄河水由此水路南归东海，自古水火无情，天皇老子也不敢说壅塞即壅塞。只是在南宋与金拉锯时期(1128—-1141年前)，金兵任洪水漫溢、以水代兵的情况是有的，但那仅是权宜之计。和平环境下还必须“车行于道，水行于渠”，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恰恰就是宋、金拉锯时期的见闻。而成书于元代的《金史。河渠志》所记：金代“设黄汴都巡河官一员于河阴以蒞之。”在此后记载了金廷管理汴河的职官设置，说明了通济渠自宋、金拉锯之后又塞而复通，是符合历史发展顺序的，也是可信的。

泗县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外观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于河南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阳武（今原阳县）决口，夺泗入淮后，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故称该时期以后，为“河运同槽”。即泻洪排涝，与航运同走一条水路。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承认了除“漕运”外，还有东西“航运”，仍在使用隋唐大运河。但这一观点的致命错误是：忽略了“河运分槽”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时，屡次改造宿迁的中运河、山阳渎，千方百计地让“大运河”，避开黄河水时，实现全天候通航的措施。

黄河水，善淤、善决、善徙；泥沙大，洪枯比大；来则决，去则淤，是难驭的烈马。在有汴渠可以分流，可以航运的希翼下，聪慧的先人，是绝对不会放弃“河运分槽”，而想当然地选用“河运同槽”之险途。

隋唐大运河衰败期，虽河道涩浅，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仅商旅使用，运量相对较小，又可避“河险”，安全系数高，是相适应的。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第九、第十章中，已对金代运河的运行情况作了考证，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两种版本，我认为均失之偏颇。在上一章中，我也已列举了金灭亡后，1257年南宋与元拉锯时期，降元汉将严忠济部尚利用“南汴北河”的水运网络，调兵转饷。那么，公元1194年汴河即湮塞，便与史实不符。

因此，我倾向于应有第三种版本：那就是元代“至元年间”到“泰定年间”（公元1290—-1325年）的罢江淮漕运为海运，通济渠再度被朝廷废弃，加之连年黄河泛滥决溢；荥阳至开封、商丘段先行湮塞。泰定后，又发生了黄河大改道，导致通济渠改走“北线”，通济渠遂“逐段湮塞说”。

这一观点的论据，见于通济渠沿线州、府的地方志：

《开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门、下水门，岁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万石达京师。常至决溢，设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黄河决，始淤塞。旧府治南有汴梁故迹，即其地也。”

《归德府志》卷十四《河防》：汴河 在府城门南五里，或曰即浪荡渠，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元代年号中有两个“至元”，分别是公元1264—-1294年、公元1335—-1341年。）

《宿州志》（清。光绪 何庆钊等修撰）卷三《舆地志》：（汴水）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

《宿州地区志》“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黄河行故汴渠，仍在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宿州埇桥亦废。”

《宿州市志》“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汴水复于徐州与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经宿州城的汴水湮没，埇桥由此废。”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外观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间统一中国，并定都北京后，通惠河于大德八年（1303年）竣工。至此，江南漕船可直驰大都城内积水潭，实现了京杭大运河裁弯取直后的全线贯通，内陆运河漕运路线告竣，已不再需通济渠、永济渠，作为内陆漕运的备用线路，元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地废弃通济渠了。第二个原因是进入元朝，黄河水患更加肆虐，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1288年至1325年的37年间，其中 11个年份有黄河下游决口和漫溢的记载，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是年河决杞县蒲口九十六处，泛滥汴梁、归德二郡。”《元史·河渠志二·黄河》中，亦有较多记载。

邹逸麟先生《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一文分析：元泰定年间（1324—1328年），黄河水患发生变化，特点是由原来的决南岸，河南徙；改为决北岸，河北徙。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泰定元年没有大水、淫雨、黄河决溢的记载。泰定二年“汴梁路十五县及卫辉路汲县先后河溢。”这次黄泛，很可能是造成通济渠宿州段淤塞的原因；结合《宿州志》的记载，我认为：由于黄河北徙，原“夺泗入淮”时所走的泗水（古汴渠——开封经徐州、宿迁至清口段），在元泰定之后，渐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线”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北线”水量充沛，行船稍易。于是“北线”自然接替了“南线”，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这就是《宿州市志》中所记的：元泰定初“汴水复于徐州与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经宿州城的汴水湮塞、埇桥由此废。”

其实，隋唐大运河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一个过程，在尝试了鸿沟、刊沟、灵渠、漕渠等人工运河以后，又经历了秦、两汉、魏、晋的经济发展与积累，隋炀帝顺应自然规律，依据我国地貌的自然走向，利用丰沛的黄河水源，开凿了东西大运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资金投入，开辟了最短的运河路线，应是大运河的集大成者。隋唐大运河，经历了发展期、鼎盛期，在运行了500年后，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漕运功能丧失，遂被朝廷废弃，但由于东、西交流，商贸、旅通、军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东、西交流的重担，自然转让给了北线的黄河故道。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在自然中成长的，大运河失去了漕运功能，也就失去了政治意义，失去财政支持，它是否衰亡和淘汰，便只有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中沉浮，并被新陈代谢。这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是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大运河”史的前半部。

汴渠的东、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为人工运河的“通济渠”便寿终正寝了。尽管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如《泗虹合志》中记载：灵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间，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但支离破碎的肢体，已不附“大运河”之名，又皈依到“天然河道”之中了。

阅尽《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诸卷后，我深感：若要想弄清汴渠的历史，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北水南调”工程。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大致可以归纳为：

（1）在黄河下游，由黄河泛滥、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构，汴渠，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

汴渠在隋唐初，是受黄河三分之水，至宋，漕运之量已三倍于晚唐，三十七倍于初唐，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汴渠水运功能，强化管理，由隋唐时的跑单帮发展成了“纲运”（每10-20船为一纲），首尾相衔；不仅漕粮有纲运，见于史载的还有“花石纲”、“盐纲”等。可见，“纲运”带有官运性质，在拥挤不堪的汴渠上，享有优先权。为保漕运，枯水期的全部、丰水期的大部分黄河之水，被引入汴渠航运，因此说，至宋黄河之水主流，是南归东海的。除洪水期外，北去山东、河北的黄河下游，因水量减少，流速放缓，而淤淀加剧，河床渐渐升高，加之祖国大陆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黄河之水南入淮河、入东海，落差大，流速快，渐成主流、正流。

（2）入宋以后，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洪枯比加剧。由于唐以来的京都（洛阳、开封）均在黄河南岸，朝廷较重视南岸的堤防加固，防洪防汛的原则是“保南不保北”。入宋以后，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便频频决口、漫溢，为遏制黄泛，加速泄黄，减缓下游的洪水压力，宋时在汴渠实施“木岸狭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过“激流冲沙”，减少淤淀与疏浚，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时也可改善汴渠的航运能力。

（3）宋金拉锯战期间，宋、金均借黄河之水，以水代兵拒敌。金人任黄水南犯，浸漫南宋领土，以致南岸堤防频溃。南北对峙，以淮河为界后，金朝廷为了使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恢复农耕，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夺濉入淮、夺涡入淮、夺颖入淮中。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当黄河的南溃，由东端最低处的“夺泗”，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西端最高处的“夺颖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现夺泗入淮，黄河决口，仍回到了开封之东,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最低处）。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共同担纲黄河入淮、入东海的泄洪重任，长达一百多年。

（4）黄河自内蒙古包头南下，到潼关折而东行，沿途群山挟持、无泛滥漫溢之虞，至洛阳以东地势平缓，黄水浅慢、决溢较多，到开封东再折而东北趋于渤海。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的历史发生了大转折，黄河的洛阳至开封段，1325年7月阳武（今原阳县）决口，卫辉路汲县黄河溢；1326年又决阳武县；1329年滑州黄河溢；1330年黄河决东明、长垣、济阴县； 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线溃决……由于宋、金时期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撑了一百多年的北岸，开始又一次全线崩溃，黄河下游北徙。元泰定年间的北岸全线崩溃，导致了荥阳久未清淤的汴口无法调水通航。自开通济渠后，形成的南归东海的黄河之水，又改回北趋渤海，周而复始的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

（5）从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间，无论出现夺泗、夺濉，还是夺涡、夺颖的入淮情况，汴渠都是黄河入淮的正流。所谓的“夺”，仅仅是汴渠泄洪不及，黄河漫溢、决口后，再另辟一条泄洪通道而已；或者是，为保汴渠运道的河堤不致溃决，节制荥阳的梁公堰，减少洪水入汴的流量。历史上记载的“夺”，应是共流，切不能误认为是开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黄河北趋渤海的下游、汴渠南入东海的正流依然在通。

（6）但元泰定年间，黄河南入东海之水改北趋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运功能丧失后，久被朝廷废弃，疏浚欠帐过多，河道浅慢艰涩，经历了近两百年的衰败期，河道已渐淤平，而刚刚因黄河北徙，成为黄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线）河道，则比汴渠（南线）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黄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险），成了东、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选航线。

七百年不堪重负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济渠的“北线”。北线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泗州入淮口遂废，南线渐被湮塞夷平，成了现今的地下古运河。

确切地说，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荥阳至泗州段（汴河南线）是在公元1290—-1325年后，元代至元——泰定年间，最终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黄河南入东海之水，北归渤海；黄河北徙，祖国东部的水系，归宿原始。

文章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