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自律与他律?媒体的自律包括什么?

编者按: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主要表现为一元主导、多元联动的主体协同力,与时俱进的内容说服力,先进高效的技术精准力和深入人心的效果引领力。在新媒体时代切实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就要求我们切实提升传播主体效能,推动主体间的多元联动;推动内容生产与时俱进,强化阐释力和说服力;坚持靶向传播理念,增强传播的精准力;量化评估与质化评估相融合,建立科学的效果评估机制;规范传播秩序,完善传播监管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是建立和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特点和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服务于经济发展、政权巩固、民族复兴之中。在新时代,现代科技推动了新媒体快速发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可以说,新媒体为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陷入主导性被分化、权威性被威胁、话语权被弱化等现实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认识新媒体发展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确把握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科学内涵及提升路径,对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凝聚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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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从学理上说,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仅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还要选择合适的方式将其传播给人民大众,使他们从内心接纳、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陷入到了“有理传不出”的僵局,那么其凝聚力和引领力也无从谈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提升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是提升其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关键要素。

新媒体技术的跃升变革了信息的传播逻辑,信息传播呈现出全员性、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自主性等特点,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塑造了全新的时代背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再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这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大范围、高速度、低成本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传播者可以借助VR、视频、音乐等多种传播形式,以精准传播理念,推动主流意识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我们不能只关注到新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所带来的机遇,更要清醒地意识到在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环境复杂化等局限,再加上敌对势力对我国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些因素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被弱化、边缘化,乃至被淹没化的风险与挑战。

其一,碎片化传播不断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和重要特征,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必须坚持的原则性要求。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前提条件和现实要求。然而,随着用户阅读的便捷性需求、社会价值主体多元化发展、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变革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蛊惑性,这些加剧了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的传播环境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整体性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首先,这种内容简短零散、主题跳跃、形式多样、目的不固定、关联度低下、评论随意的碎片化传播割裂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连贯性和逻辑的周密性。其次,碎片化的跳跃式的浅阅读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思考的碎片化、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这种惰性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人们深入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从而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最后,在人人都是信息生产者的新媒体平台,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碎片化的传播环境,以偏概全,对马克思主义随意剪裁、恶意解读,发出“意识形态淡化论”、“完全市场化”等非马克思主义言论,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完整性,误导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因此,如何在碎片化传播环境中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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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传播主体多元化不断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在传统媒体时代,权威性机构掌控着信息传播的主动权,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民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进一步主导了社会舆论发展。随着智能手机、电脑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公众发布信息的成本,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出社会化和个人化的发展特征。在新媒体时代,不少自媒体平台为获得更高的点击量和转发量,就忽视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导向,竞相发布负面的、虚假的内容,甚至违法的信息,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面对爆炸式增长的信息内容,传播受众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可以自主地选择是否关注某一信息发布者、是否阅读某篇内容。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更使用户封闭于自己所搭建的“信息茧房”之中,接触不到异质性信息。在现实社会中,少数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怀有偏见,拒绝认识主流意识形态所蕴含的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转而去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如此一来,在这种主体多元化的传播环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力、影响力就会被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挤,不断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其三,舆论生态环境复杂化不断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舆论生态环境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健康、平稳的舆论生态环境有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性,而无序、随意的舆论生态环境则会煽动民众、激化矛盾,从而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辐射力度。新媒体的发展缩短了舆论传播周期,加速了社会话题的裂变式扩散,可以瞬间吸引一批互不认识的人在网络空间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立足的舆论生态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是我国发展的加速期,同时社会发展中的城乡发展差距、食品安全等问题仍然存在。部分社会成员不可避免地就会在新媒体平台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部分为吸引流量的自媒体和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借社会问题发酵,并挖掘出以往类似的公共事件进行类比,混淆视听,向外界渲染负面情绪。在这种负面情绪的笼罩之下,其他民众就会“人云亦云”,忽略事实的真相,拒绝独立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这就进而降低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度。从目前来看,官方从监测到负面舆论、对事件进行调查,再到权威媒体发声的时间是较长的,在公布调查结果前,各种先入为主的小道消息会干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断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破坏和谐的舆论生态环境。

总而言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新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载体,极大地拓展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平台,助推了主流意识形态以高速度、高质量、大范围、低损耗传播,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范围。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引领着新媒体技术的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推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之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技术支撑;更要不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力,使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从而取得新媒体技术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提升的良性互动。然而,从目前形势来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仍然存在着传播主体素质不足、传播内容抽象化、传播话语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渗透,这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也带来巨大风险与考验。在这些风险与考验之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度、理解度、认同度、践行度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这也是进一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必然要求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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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科学内涵

提升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首先需要对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内涵进行重新阐释。然而,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并未对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做出清晰界定。正因为如此,笔者试图从传播力、主流意识形态等相关概念出发,明确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科学内涵。

就“传播力”而言,学术界从不同传播主体及不同衡量维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尚未对传播力的内涵形成统一共识,大体上存在“能力说”、“力量说”、“效果说”和“综合说”四种不同观点[2]。 “能力说”强调传播力是传播者和受众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能力[3]。“力量说”强调的是传播主体对传播媒介运用、掌控的能力[4]。持“效果说”的学者则认为传播力是指传播内容对传播受众的行为和情感的改变程度和社会影响[5]。“综合说”是把以上两种或三种内涵进行融合[6]。由于传播是主体、客体、内容、效果综合作用的过程,如果把传播力仅限定于传播能力、传播力量或传播效果某一单一衡量维度,那么对界定传播力内涵就会有失偏颇。在综合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认为传播力是传播主体将筛选后的传播内容借助一定的传播方式影响受众情感和行为的能力,是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程度、传播内容的吸引程度、传播方式的有效程度和传播效果的影响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我国,强化和提升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就是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运用合适的媒介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传播给群众,以提高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感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包含一元主导、多元联动的主体协同力,与时俱进的内容说服力,先进高效的技术精准力和深入人心的效果引领力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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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元主导、多元联动的主体协同力

一元主导、多元联动的主体协同力是指在党政主导的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协同各领域意见领袖在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频共振能力,是提升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重要抓手。

在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发生变化,其中“去中心化—再中心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语境。新媒体的发展赋予了普通民众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权力,打破了传统的党政一元主导、单向输出的意识形态传播中心,形成了党政传播主体、意见领袖和普通民众的多元传播格局。尽管多元传播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党政传播主体的引导力和影响力,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发布方,在民众心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创新党政传播主体在新媒体时代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方式,增强用户的关注度,强化党政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发挥其把方向、守阵地的重要作用。

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普通民众可以发布信息,但由于其传媒素养较低,传播的信息并不一定被他人广泛接受,因而其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力较低。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对网上数量众多且繁杂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甄别,他们部分地将信息的甄选依托于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这样一来,意见领袖就拥有了大量追随者,具备了一定的传播力,在信息传播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形成新的传播中心。意见领袖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他们既有可能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扩大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也有可能削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因此,要对意见领袖进行有效甄别,利用法律和道德对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意见领袖进行规制,积极争取传播正能量的意见领袖,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提升传播效率。

党政主流媒体一元主导与意见领袖的多元联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缺乏党政主流媒体的强力主导,意见领袖生产、传播的内容就会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方向。如果缺乏意见领袖的多元联动,主流意识形态就难以深入各个领域。只有坚持将党政主流媒体的一元主导与意见领袖的多元联动统一起来,才能形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合力,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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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时俱进的内容说服力

增强与时俱进的内容说服力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根本。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传播环节的关键一步,是提升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因素。与时俱进地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占领新兴传播阵地、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本质要求。因此,我们要在立足时代特点和党的中心工作的基础上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阐释力和说服力。例如,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将晦涩难懂的抽象理论,用“管他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简短朴实、深刻透彻的语言,解答了人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困惑。邓小平理论以其强大的阐释力和说服力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渗透进日常生活,有效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率,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夯实了思想基础。这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阐释力与说服力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决定因素。

在新媒体时代,思想活跃,各种社会思潮抢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阵地。为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占领舆论阵地制高点,就要从传播主题和话语表达两个方面增强理论的阐释力和说服力。从传播主题来看,意识形态传播内容要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基础,以不同民众的现实需求为目标,塑造民生服务、社会热点解读、正能量宣传相结合的传播内容,提升内容的鲜活性和时效性。从话语表达方式来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要想赢得民众的心理认同和自觉践行,就要以感性的传播方式阐释理性的传播内容,将政治化、学术化的话语转化为生活化、大众化的语言,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塑造亲和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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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进高效的技术精准力

先进高效的技术精准力是新媒体时代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重要抓手。先进高效的技术精准力是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传播技术,采用不同传播方式和内容,以实现对不同受众精准传播的能力。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囿于落后的技术条件的限制,采用“大水漫灌”的传播方式,因而具有受众模糊、手段滞后、方法简单死板、内容空泛的弊端。在新媒体时代,人人皆可在网络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稀释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仍采取传统传播方式,缺乏针对性,就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甚至受到民众的反感排斥,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产出低于投入力度。面对“大水漫灌”传播方式的弊端,依托先进高效的技术手段进行精准传播是扭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不足局面的有效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7]”。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障,这使得精准传播成为可能。因此,传播主体应将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虚拟仿真等现代传播技术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依托技术手段细分不同受众群体、按需定制内容、科学应用传播媒介、衡量传播效果,把握好传播的时效度,让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落细、落小、落实。提高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精准力,有利于洞悉民众的现实需求和价值取向,为其提供主流意识形态优质内容,赢得人民的情感认同。可以说,在新媒体时代,提升了意识形态传播中的技术精准力,也就有效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

4.深入人心的效果引领力

深入人心的效果引领力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集中体现。传播效果是传播活动对受众和社会产生影响的程度,是衡量传播活动是否实现传播目标的重要尺度。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是检验主流意识形态是否深入人心、产生高度共鸣的衡量标准,但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最难以评估的要素。一方面,教育水平、个人偏好、生活环境等个人主观因素的不同会导致受众对同样的传播内容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会产生偏差,从而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为西方国家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平台。他们利用网络平台恶意解读党的方针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误导民众的价值取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威性。由此可见,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传播客体、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估。从构成因素上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评估需要聚焦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等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理解认可度、情感共鸣度、互动讨论度、行为参与度四个具体指标,以此来衡量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是否实现了思想引领力、理论吸引力、情感凝聚力、行为导向力。从实现方式上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可以分为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和潜在效果三类。可见,衡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要建立健全综合的传播效果长效监督评估机制,坚持差异化原则,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定量评估与以互动反馈、访谈为基础的定性评估相融合,从而更及时地调整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优化传播路径,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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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实践路径

在新媒体时代切实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需要我们切实提升传播主体效能,推动主体间的多元联动;推动内容生产与时俱进,强化阐释力和说服力;坚持靶向传播理念,增强传播的精准力;量化评估与质化评估相融合,建立科学的效果评估机制;规范传播秩序,完善传播监管体系。

1.提升传播主体效能,推动主体间的多元联动

新媒体技术的跃升改变了主流媒体对信息传播的绝对主导权,形成了党政传播主体、意见领袖和普通民众的多元传播格局。在这种趋势之下,就要切实提升传播主体效能,通过建立党政领导的官方主流媒体—意见领袖—民众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合作共同体,发挥一元主导、多元联动的协调作用,从而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于心与自觉实践的传播目标。

第一,要坚持党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领导责任制,打造一批具有政治担当、拥有高度公信力的新型权威主流媒体。虽然多元主体的传播格局弱化了党政主流媒体的权威力和公信力,但党政主流媒体在信息发布的准确性、事件调查的快速性、品牌公信力等方面比自媒体具有绝对优势,因而仍然需要强化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具体来说,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培育具有政治坚定、业务突出的创新传播人才。优秀的宣传队伍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力和感召力的重要力量。要把意识形态相关理论与新闻专业素养共同纳入人才培养体系,用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念武装头脑,并利用定期培训、业务考核来提升传播人才的媒介素养。另一方面,建设新兴主流媒体传播平台,占领意识形态传播阵地[8]。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使用推动传播媒介发生变化,哔哩哔哩、抖音、豆瓣等新兴传播平台兴起。因此,要让党政主流媒体入驻新型传播平台,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覆盖力,形成多平台、全覆盖的传播格局。

第二,要重视发挥“意见领袖”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9]”。意见领袖凭借其社会关系、专业知识、人格魅力等自身优势,吸引大量关注者,形成新的传播中心,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发挥。因此,一方面,要重视塑造官方意见领袖,根据受众偏好改进传播语言、传播形式,主导网络舆情,并以此来影响并带动意见领袖承担起传播主旋律、正能量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通过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合力规范意见领袖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正向分析,避免意见领袖以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发表错误、虚假言论。

第三,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在新媒体时代,普通民众具有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双重角色,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传播受众,民众要主动意识到传播阵地中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提升虚假信息的辨别与批判能力,做好自己的“把关人”。作为传播主体,民众在媒体平台点击、转载、发布信息时要遵守法律法规,拒绝传播不良信息,树立积极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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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内容生产与时俱进,强化阐释力和说服力

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与时俱进,提升其阐释力和说服力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内在支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阐释力和说服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源于其理论能够与时俱进,及时回应时代关切,满足人民诉求。倘若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不能吸引群众、说服群众,那么传播技术的前沿精准、传播主体的协调联动都是无用的。

第一,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发展指向,廓清思想迷雾。

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伴随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处在永恒的动态发展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1]。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些矛盾制定各种政策,而部分民众对于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必然存在困惑,这些困惑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离散社会共识,妨碍社会矛盾的解决。因此,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力和说服力,就必须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发展指向,及时解答人民的困惑,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比如,反腐倡廉如何落实,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如何稳健前行,相对贫困怎么解决,等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如何解决、靠谁来解决,美好生活的标准是怎样的,对于这些时代发展所衍生出的现实问题亟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向人民群众做出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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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行科学的议程设置。

官方主流媒体进行科学的议程设置有助于引导受众主动关注、了解、讨论国家党政方针和时政热点等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和信仰。在新媒体时代,官方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被弱化,议程设置面临一系列困境,如设置速度滞后、设置主动权被抢占、对外部平台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等。要解决上述困境,主流媒体就要发挥“首因效应”,对民众所关心的事件预先进行信息采编,抢占议程设置的主动权;发挥“溢散效应”,统筹权威媒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增强议题的可见性;采用疏导与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在坚持主旋律之下允许思想的多样性,通过争鸣达成共识,防止议题失焦。

3.坚持靶向传播理念,增强传播的精准力

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准传播是高效传播的内在要求。在新媒体境遇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能无视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风险,而是应该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借助各种前沿高效的新媒体技术科学细分受众,按需甄选内容,选择最佳时机,实现靶向发力,做到精准传播。

第一,传播受众细分化。

受众职业背景、价值观念、年龄跨度、受教育程度、地域特点的差异导致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偏好、理解程度、接收渠道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细分传播受众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靶向传播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借助新媒体软件科学细分受众。比如借助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对用户性别、年龄、城市、使用终端进行分析,同时也可以对用户进行分类精准推送消息。另一方面,使用大数据对用户的阅读习惯、内容获取渠道、评论、点赞等记录进行跨平台、跨应用的追踪,努力实现传播内容与特定传播用户的精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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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播内容个性化。

首先,在内容生产方面,在对用户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新媒体技术获取不同类别用户对内容的核心需求,生产受众需要的内容,增强用户黏性,以此强化传播的精准力。其次,在内容表达方面,由于不同类别受众的认知水平的差异,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表达形式应有所区别。比如,对于儿童等认知能力比较低的群体,应遵循通俗易懂的原则,生产出有趣味、便于理解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

第三,传播时机最佳化。

合适的传播时机对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力至关重要。新媒体技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信息传播,为传播主体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时机提供了技术支持。传播时机最佳化就是要抓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时效性,找准群众最期待、最乐意倾听、最能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时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群众带来最强的情绪冲击,以进一步增强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

4.量化评估与质化评估相融合,建立科学高效的传播效果评估机制

建立科学高效的传播效果评估机制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有效途径。从多个维度对传播效果进行科学有效评估不仅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能掌握民众的思想动向,科学预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做到未雨绸缪。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变革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格局,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评估机制不能顺应时代变革,存在评估对象的单一化、评估过程的线性化和评估重点的平面化三方面局限[11]。传统的传播效果评估机制不能对内容的质量、受众的利益诉求、社会舆论动向实施多维评估,难以回应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强化路径,最终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导向误区。因此,改进传统效果评估机制的弊端,探索建立科学高效的传播效果评估机制是亟需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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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多维的传播效果评估机制。

首先,从评估对象来看,评估对象不仅涵盖内容的流量与质量,还应包括受众的参与度与共鸣度、平台的服务质量、传播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媒介丰富性等多个层次。其次,从评估持续时间来看,要对传播效果进行长期的持续追踪,不仅要对内容发布后的直接效果进行评估,更要评估间接效果和潜在效果。再次,从评估标准来看,要坚持差异性与灵活性原则,拒绝“一刀切”政策,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传播人群、不同传播内容、不同传播时机设置不同的评估标准。

第二,采用量化评估与质化评估相结合的评估方法。

传播主体应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通过跟踪监测传播内容的转发量、收听率、点赞量以及传播平台的关注用户、活跃度、访问数量,量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实际效果。然而,一些传播平台为了经济利益,雇佣“水军”制造虚假的传播数据,导致部分数据存在夸大成分,不能真实反映实际传播效果。同时,通过数据衡量传播效果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估传播效果,因此评估不能唯数据至上,也要将质化评估融入其中。这就要求建立传播效果双向反馈平台,鼓励受众在网络反馈平台进行互动,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途径衡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目标是否达成。

5.规范传播秩序,完善传播监管体系

规范传播秩序,完善传播监管体系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重要保障。在相对自由的新媒体环境中,各种自媒体出于经济、政治动机发布媚俗、虚假、错误的内容,以此来博取群众眼球,破坏社会公序良俗,颠倒是非真相,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因此,必须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增强传播主体的自律意识和他律意识,以此来规范传播秩序,营造健康、平稳的舆论生态环境,从而降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噪音”,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范围。

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为规范传播秩序提供法理基础。新媒体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有关新媒体条件下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滞后性,为不法分子发布虚假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就要求立法部门要根据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完善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为规范传播行为提供法理基础。同时,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依法惩处违法传播行为,从源头遏制不良信息的生产与传播。

另一方面,加强道德建设,增强传播主体的自律意识。虽然相关规范传播行为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但一些不法传播者利用法律空白,不断采用新的形式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误导民众思想,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法治是不够的,必须要加强传播主体道德建设,唤醒传播者的自我责任意识,形成信息传播的自我约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道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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