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营销社会化媒体营销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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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欧陆媒介社会学理论史研究”（编号：19YJC860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编号：2021ECNU-YYJ041）阶段性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传播与空间–权力分析的两条“主轴”

从最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大众媒介被理解为一种可以跨越地域区隔从而联结不同空间的信息传送渠道。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离不开诸如电视、广播、电话、报纸等媒介对各区域之间信息流转的广泛中介。而随着互联网等新型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的勃兴，媒介与社会化空间生产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诚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对信息技术重组地方空间形态的判断，曾经具有历史根源的、作为共同经验载体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正在转变为依托信息流动与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流动空间”（spaces of flows）（卡斯特，1996/2001：466-524）。从理论层面上来看，ICTs的普及与广泛私人化运用使得空间的社会学意涵发生了三个层面的转变：首先，重组了空间的基本概念（从“地方空间”到“流动空间”）；其次，模糊了诸空间范畴（spatial categories）的边界，例如“公共与私人”“全球与地方”；第三，改变了空间生成的机制，例如存在着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想象空间等等。

当然，将空间与媒介研究相联系的议题也绝非新颖。Couldry和Hepp就强调传播与空间的社会建构关联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庸常特征”，现代性正是奠基于诸种远距离传播形式激增的情境之上，而这些形式自然使得新型社会空间的建构得以实现（Couldry & Hepp，2017：81）。在过往的学术脉络中，对于这一议题，我们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不同路向的理论资源：

（1）始于英尼斯、麦克卢汉至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研究，这些成果从英尼斯提出的媒介的“空间偏向”（spatial bias）（Innis，1951）到梅罗维茨所言的电子媒介带来“社会场景的崩塌”（the collapse of social context）（Meyrowitz，1985）都深刻地阐释出媒介对社会空间的塑造与重构。

（2）晚近二十余年出现的“传播地理学”（communication geography）研究，其中对于诸如空间、空间性、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等主题的探讨成为了勾连传播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桥梁（Adams & Jansson，2012；Jansson & Falkheimer，2006）。

（3）勃兴于20世纪中期，至今仍然有着深远影响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理论，这其中又以哈维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Harvey，1989）、福柯的“空间规训”（spatial discipline）（Foucault，1980a）、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Lefebvre，1991）等思潮为代表。

同时，（3）中所界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事实上亦广泛影响了（1）与（2）两条路径的传播研究，例如Jansson（2007）就试图将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嫁接至传播地理学研究。在上述各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学说中，尽管理论与理论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共享的是同一种空间研究认识论上的预设，即空间是被“社会性地构成的”（socially constructed）——无论这种社会元素是政治权力、资本还是文化关系。苏贾（Edward Soja）将20世纪60年代兴起将空间与社会实践关联的认识论革命称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认为社会理论界开始有意识地从“空间本身”的考察转向“空间性”的研究：“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空间性——引者注）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苏贾，1989/2004：121）这也恰恰构成了我们讨论传播是如何“社会性地建构”空间的一个理论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启迪空间转向的众多理论资源中，福柯成为了苏贾关注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他（福柯）将自己具有先锋性的空间观念的转变埋藏于卓越的历史洞见的漩涡。”（苏贾，1989/2004：24）的确，在贯穿福柯早期到晚期的众多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空间问题始终深深的纠缠于他的知识-权力（knowledge-power）分析的脉络之上。在《地理学问题》（ Questions on Geography）中，福柯坦言：

人们时常斥责我对空间问题着魔，我确实对它很迷恋。但是我认为从其中我找到了一直试图寻找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可能关系。一旦知识能够被用来分析地区、领土、移置、移位、换位，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如何作为权力形式以及播撒权力效应的过程（Foucault，1980a：69）。

福柯试图将经由社会实践生成的空间理解为知识（话语）的现实化效应。而纵观历史来看，话语的普遍现实化过程恰恰是权力借助其形式展现权力效应的历程。对于福柯来说，“对话语现实的空间化描述等同于对权力相关效应的分析。”（Foucault，1980a：70-71）因此，空间就进入了福柯知识-权力分析主轴的脉络之中，成为理解知识具体化过程的一种经验形式；换句话说，福柯的空间分析始终是渗透着空间-权力维度的关联性分析。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福柯将英国功利主义学者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视为理解现代社会空间-权力机制的一个典型模型，它是“诸种机制的集合体，在权力装配的进程中发挥作用。”（Foucault，1980a：71）与依靠统治与征服、暴力与杀戮、隔绝与威胁的传统政治权力不同的是，全景敞视借由空间的特殊设定“对权力进行了妥帖的安排”，使得权力“能够通过增强自身力量来增加社会力量，而不是剥夺或阻碍社会力量。”（福柯，1975/2012：233）福柯将以全景敞视模型为代表的权力机制理解为“关系性权力的物理学”（physics of relational power），其中对“空间分配、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的解析能够揭示权力多样化的运作方式（福柯，1975/2012：234）。

事实上，福柯所开创的空间-权力分析模式标识出20世纪后半叶“空间转向”的一条分析主轴，诚如苏贾所言，“随着我们走进20世纪终端，福柯对‘空间时代’的崛起的前瞻性观察，给我们定下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基调。”（苏贾，1989/2004：17）时过境迁，当代“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新千年重提“全景敞视”，与苏贾的推崇不同的是，拉图尔却将福柯的空间-权力模型置于自己理论的对立面。为此，他特意创造了“独景窥视”（Oligopticon）这一术语，来反对当代空间分析中“全景敞视”的霸权性地位：“独景窥视恰恰站在全景敞视的反面……通过独景窥视，只要联结存在，严格的、极端的关于（联结的）整体的观点才是可能的。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全景敞视的绝对地位，这也正是为什么该观点被那些梦想占据边沁监狱中心的社会学家钟爱的原因。”（Latour，2005：181）从构词法上来看，“独景窥视”是模仿了“全景敞视”的构词方式：全景敞视是借由英文“panorama”（全景）和词根“－opticon”（可见的）构造而成；独景窥视则将前缀替换为英文“oligopoly”（独占）与同样词根重新构词。通过新的构词方式，拉图尔事实上走向了福柯的反面——如果说福柯试图借由全景化凝视展现出权力如何借助空间的生产来实现自身的话，那么拉图尔恰恰是要颠倒这样的分析模型，将“全景”转变为“独景”，将立体化的“敞视”理解为纯粹平面化的“窥视”。换言之，借由独景窥视，拉图尔试图提出一种异于福柯式空间-权力分析的新模型——而这正是他所创立的ANT对当代社会理论重构的核心所在。

任何空间思想的提出都有其根植的特定社会语境。而在社会化媒体遍及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检索这些理论资源，并对其本身的适用性问题展开当代阐释。例如，刘涛（2014，2015）曾对福柯的空间思想及其当代的应用机制做出批判性研究，强调社会化媒体时代福柯的空间规训机制新途径的出现。与之类似的还有李耘耕（2019）在位置媒介（locative media）时代重拾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倘若我们采纳苏贾的论断，将福柯（包括列斐伏尔）的空间-权力模型理解为20世纪中期出现的一条空间分析主轴的话，那么拉图尔在新千年激活福柯的“全景敞视”是对其思潮的一种继承与超越吗？这又对我们重新检索当代社会化空间的重要生产者-媒介以及媒介权力提供了怎样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正是基于此，本文的目标是双重的：其一是将福柯与拉图尔的理论定位于当代空间-权力分析的两条基本路向，从而阐释拉图尔如何借由ANT对福柯分析范式进行重构，并展现出“空间转向”语境中另一条权力分析主轴；其二是将拉图尔的“独景窥视”纳入当代语境，从而试图说明我们如何以新的理论模型重解媒介自身的“物质性”（materiality）议题，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今天理解社会化媒体如何重组社会空间并且施加权力的核心所在。

二 “全景敞视”：空间-权力分析的几何学

福柯强调，全景敞视之所以被置于自己分析的核心位置，是因为“它指明了一种系统性的原则”，从而使得“光学系统成为了一种创新，为权力简易而有效的实施提供了便利。”（Foucault，1980b：148）借由这一空间模型，福柯将对社会权力的抽象性理解拆解为具体化的实施策略之中，空间本身成为了权力得以现实化的手段。也正因为此，福柯将空间问题视为一种“历史-政治向度的”（historic-political）的问题，而非关于“自然-物理向度的”（natural-physical）问题。这种对空间的“政治化”表述贯穿于福柯研究的始终：“应该写一部关于空间的历史——它同时是关于权力的历史——从地缘政治的战略到居所的策略，从教室这样的制度化建筑到医院的设计。”（Foucault，1980b：149）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福柯如何理解权力出发，去检索为何全景敞视标识出理解空间-权力的一条主要进路。

（一）权力的生产性

在经典的社会研究中，对权力的分析事实上深刻地关联对权力实施之主体的分析；换言之，为了理解权力，人们普遍关注诸如“谁在实施权力”“他/她有多大的权力”“对谁实施”“如何实施”之类的命题。权力的实现被理解为参与者双方之间的“零和游戏”。如果说上述的权力观站在了权力的“否定性/压制性”维度的话，那么福柯理解的权力恰恰就是其反面——即权力如何作为一种“肯定性/生产性”要素在当代社会发生作用。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福柯对此压制性的权力观发问道：“如果权力除了压迫别无其他，如果权力除了禁止之外一无所作，你认为我们真会千方百计地服从它吗？”（Foucault，1978：36）福柯的反问暗示出单纯的压迫/控制手段并非拥有者得以实现权力的保证，在他看来，“‘谁实施权力’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与‘权力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福柯，1984/2001：29）在《性史》中，福柯通过对诸如男孩性欲这类经验性问题的考察佐证了自己的论断：性成为了权力的积极产物，远甚于权力对性的压制。最终，福柯将对权力的理解与生产性挂钩：“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福柯，1975/2012：218）

更为具体地来看，福柯将权力理解为一种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积极性要素，“权力的实施不仅仅是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一种方式，使得某些行动可以修正其他行动”；也就是说，“权力的实施意味着某些行动可以结构化（structure）其他可能行动的领域。”（Foucault， 1982：219，222）因此，研究的问题就不再是“谁在实施权力”类似的问题，而是“谁在替我们做决定”“谁在阻止我这么做”“谁在强迫我这样做”“谁在设计我的行为和活动”这样的问题。如此以来，对于福柯来说，研究权力意味着“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决策赖以实施并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福柯，1984/2001：29）。福柯特别关注的是权力所采取的特定“战略”（strategy）是如何规训现实个体的具体行动，“（我们）与其说通过其内在意图性分析权力，不如说应当分析权力关系的诸种战略斗争。”（Foucault，1982：211）

从古典社会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福柯意识到空间（以及空间的分割）成为了权力“战略”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场域。医院、监狱、工厂、学校等建筑开始依托于某类具体的设计方案构造，而它们所处的空间位置以及特定空间的划分则成为了权力现实化过程中的具体战略。权力并非一种外在的附着物一般关联于这些机制中，而是铭刻入了具体的建筑设计、区隔、分级和划分之中，成为规训空间中个体的关键部分。因此，福柯将对权力之生产性维度的把握嫁接于对社会空间的讨论中，近代社会中的空间不仅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福柯，雷比诺，1982/2001：13-14）。

（二）空间的可见性

在众多的空间设计中，福柯特别关注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学模型。它的四周被设计为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望塔。望塔有向四周打开的窗口，对着环形建筑。该建筑的内部被分割为多个小型囚室，每个囚室都有两扇窗户。一扇正对望塔，另一扇对着建筑外部，使得外部的光线能够照进囚室。每个囚室关着需要被安置的罪犯、病人、学生、工人等等。由于逆光效果，望塔可以观察被囚者在囚室的一举一动；而被囚者却无法看见望台里的观察者。福柯的兴趣并非来自对建筑设计之创新性的偏好，对于他来说，全景敞视建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新时期的建筑模型，它事实上是一个标志——以自身的出场标示出权力规训手段与运作机制的变迁：“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福柯，1975/2012：231）

福柯事实上在此辨明了两种权力规训意向：一种是由古典规训手段为代表性的否定性权力，它通过建立社会空间中的封闭机制来实施权力。例如瘟疫爆发的城镇中，政治权力通过动员大众、建立隔绝、规定行动、划分等级等各种方式限制城市中居民的活动。权力在此使得自身处处可见，并且以一种消极的行动来中断正常的时间，否定社会行动的空间；而另一种则是以全景敞视为代表的近代生产性权力，囚犯被从黑暗的地牢转移到明亮的囚室中，无论观察者是否在望塔中，囚犯在每时每刻都会感受到自己正在被“观看”，但却无法得知观察者是谁，甚至是否“在场”。与禁闭相反，全景敞视建筑并不“否定”空间与时间，也没有中断正常的社会行动，而是使得“权力通过连续性的微观渠道得以循环，从而直接渗透到个人，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以及所有日常行为。”（Foucault，1980b：151-152）

更进一步来看，福柯将空间的“可见性”理解为新规训机制借助的最重要手段。在近代社会里工厂、监狱、学校的建筑设计中，空间的安排是为了使得空间的可见性达到最大。可见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一种更为严酷的外部统治的手段（例如安排更多的监视者来规训个体），福柯在这儿强调的是可见性是“不对称的”：只存在着被观察者对观察者的“可见”，而观察者是否真的存在，却永远是“不可见的”。一旦这种观看/被观看的不对称性确立，那么每个被观看的个体事实上就成为了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自我监视的机制。全景敞视建筑的压迫者可能会缺席，但这并没有削弱任何的权力效应，囚犯通过自我管理方式已经将压迫者的准则内化，并表现得像是监视者仍然存在一样。此时，“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福柯，1975/2012：226-227）

可见性原则使得被压迫者同时也承担了压迫者的角色，他/她将权力关系铭刻在了自己的身体之上，将自己所屈从的原则内化于自身的行动之中。福柯最终将权力的实现理解为一种“主体的对象化”（the objectivizing of the subject）（Foucault，1982：209），主体自身成为了权力网络规则所生成的一个对象。纵观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分期，福柯深刻地意识到他所追寻的权力战略的历史恰恰是“通过对领土的移植、分配、分解和控制，以及对领地的组织”（Foucault，1980a：77）来实现的。如此以来，空间成为了福柯理解权力如何生成主体的一个主要向度，不同社会空间演变的历史即权力如何实现被规训主体生产的历史。也正因为此，在福柯的空间-权力分析主轴中，空间事实上成为了权力战略得以现实化具体条件——正是通过对社会空间的几何学式的划分、区隔、排布与设计，权力才得以渗透至被规训对象的身体之类，成为了一种微观的、以对主体的生产为己任的“生命-权力”（bio-power）。

三 “独景窥视”：空间-权力分析的拓扑学

理解独景窥视并非要求我们寻求一条完全异于福柯的空间-权力分析路线。相反，拉图尔曾坦言自己对福柯权力观的继承：ANT对权力的理解“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分析是一致的，其间福柯将权力视为通过各种技术去实现规训、控制的微观权力（micro-power）” （Latour，1986：279）。更为精确地说，在福柯的分析中，权力并非一种抽象的、被压迫者所拥有的实体，而是体现在诸种权力实施的“战略”之中；换句话说，福柯所展现的权力分析正是关于具体“权力效应”（power effect）的分析：权力“不是统治阶级获得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福柯，1975/2012：28）这种继承关系更为显著地体现在拉图尔对权力分析的出发点上，他强调：“权力不是某些人可以占有的事物——它必须被视为一种行动的效应，而非行动的原因”（Latour，1986：264）。当然，拉图尔“继承”福柯的原因更多的是为了“发展”福柯，在下文中我们将从他的权力观出发，尝试理解独景窥视是如何展现新的空间-权力分析进路。

（一）作为关系网络的权力

诚如ANT另一位代表人物劳（John Law）的批评，“福柯坚称权力是无所不在的，是通过各种关系生产出的……但他却无法讨论权力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而这显然是所有社会理论或者日常生活都会关心的问题。”（Law，1991：169）经验性地来看，福柯无法阐释的是，权力如何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分配从而导致权力规训下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例如指挥军队的军官与士兵显然都受到了某种知识-权力体系的规训，但他们被生产出的“主体性”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简单来说，从福柯的权力观出发，这儿的问题显然是权力的不平衡分配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拉图尔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将权力的实现理解为“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你只是‘拥有’（潜在的）权力的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你事实上是无力的（powerless）；当你‘施加’（现实的）权力的时候，其他人将代替你展开行动。”（Latour，1986：264-265）与单纯将权力理解为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统治不同的是，拉图尔强调，A对B施加权力并不意味着A支配了B的行为，而是A将B带入到自己的“行动方案”（program of actions）之中——B的行动成为A的整个行动方案中的一个部分。借由B的行动与A的目标的“联结”（association），权力效应才得以产生。权力的分配体现在，较之于B来说，A可能更加享有权力实现所带来的增益，但这并不表明A对于B产生了支配，A和B同时成为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拉图尔看来，权力不是一种“指向性的”（directional）权力，而是一种“关联性”（relational）权力——A与B的联结成为权力效应产生的体现。

如果权力是一种关联性的联结，而非指向性的控制，那么拉图尔在这里事实上已经辨明出对于权力效应理解的第二个维度——权力的实施应当被视为一种“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的构建。我们究竟如何理解诸如“对某人/某物的权力”之类的问题？拉图尔强调的是，如果权力效应得以现实化，如果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某种权力正在展开，那么这事实上意味着权力的关联被构建了，亦即存在着一个由各种“利益相关者”构建出的“网络”（network）：“对某人或者某物实施权力是由集体完成的”，权力的实现是“一种集体行动的结果。”（Latour，1986：265）。因此对于拉图尔来说，理解权力的具体效应和理解权力实现所借助的关系网络，实际上是同一回事。

最后，拉图尔提醒我们注意，为了理解权力的关系网络，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如何经验性地处理该“网络”？某个企业中的经理的“权力网络”是由哪些元素构成？显然，网络中不仅包括该经理的工作伙伴，可以调用的下属，提出需求的客户，还包括他/她的电脑软件，可以联系客户的电话，记录的设备，文件档案，邮件系统，办公用具等等；换言之，网络里不仅有经理的各种“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也存在着其他的“非人力资源”（nonhuman resources）——它们共同被经理“调度”进该权力网络，从而实现了经理具体的权力效应（例如与顾客在电话中讨论活动方案，通过邮件向下属布置任务）。鉴于此，拉图尔用“行动者”（actor）这一术语来替代对关系网络中“人类/非人类”二元划分，行动者即构建该权力网络的各元素。而权力恰恰是通过“在既定的社会－政治场域中征召（enrolling）诸种行动者得以实现的。”（Latour，1986：264）如此一来，理解现实中的权力就被拉图尔转译为一个更为经验性的问题：即考察构建该权力网络的诸元素——或者用ANT青睐的术语来说，考察权力得以实现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二）空间的异质性

拉图尔强调，因为“网络这一术语的惯常使用以及它的意指”，我们很容易误解了他所指称的“行动者网络”的真实含义（Latour，1996a：369）。为了理解行动者网络的所指，我们必须从它不是什么出发：总的说来，ANT所言的网络既非一种“实体性”的网络（例如信息技术网络，交通网络），也非一种纯粹“虚拟性”的网络（例如“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拉图尔将“网络”（network）视为一种“动态的关联”（work－net）——它意味着“抽取‘网络’（net）一词的最基础含义，将‘行动者’（actor）的‘工作’（work）增添之上”（Latour， 1996a：371）。劳的总结则更为明晰；“‘网络’的概念是指代一个另类的拓扑学系统（topological system）。因此期间，各组成部分由于各自在一系列联结或关联中的位置而保持着它们的空间完整性（spatial integrity）”（Law，1999：6）。将网络理解为拓扑学系统事实上表明，ANT仅仅只是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去使用网络这一概念，它指代一种关系性效应，是各元素通过相互“协调”行动来构建的一种动态关联（work-net）。

对于拉图尔来说，使用网络或者行动者网络是为了克服传统空间理解中的三对二元范畴，即“远和近”（far/close），“大规模和小范围”（large scale/ small scale）以及“内部和外部”（inside/outside），它们都被拓扑学意义上的联结（association）与关联（connection）替代了。倘若我们仅仅从联结的成果与失败去理解空间中的各元素，那么就不存在两个元素物理意义上的远和近——通过越洋电话交谈的两位好友可能比马路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更近”；它们规模上的差异——实验室的科学家可能比军队领导者有“更大”影响社会的能力；它们内外部的区隔——建筑外的施工者可能比建筑里的居民更加处于建筑“内部”。换言之，ANT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对于空间的拓扑学考察，“与思考二维平面和三维空间不同的是，我们被要求思考因各种联结而形成不同维度的各个节点（nodes）。”（Latour，1996a：370）

更进一步来看，将行动者网络理解为一种拓扑学空间为理解空间-权力分析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社会空间不再是福柯设想的均质的、依据几何学划分的空间，而是多重的、异质的（heterogeneous）空间，诚如拉图尔所言：“我们从来没有遭遇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是诸行动者的多重互动，它们都各自拥有者自己的时间、空间、目标、手段和目的”（Latour， 1996b：173）；其次，（拓扑学）空间中的权力意味着“建立联结的力量”。拉图尔将构建网络中的一切元素（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均视为行动者，事实上这种观点带来的是对行动者之社会本体论地位的“去本质化”：纯粹稳固的、个体的、自主的行动者是没有意义的，行动者的身份必须在它所处的联结网络中得到确定。换言之，不存在明确赋予行动者本质属性的制度性要素，单独的行动者并不存在，它只能在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结中才能行动。因此，行动者的权力总是关联于它如何构建自己的行动者网络，当它“征召”了足够多的“盟友”之时，它就是在行使权力；反之，当它丧失与其余相关者的联结之时，则意味着它在失去权力。拉图尔强调：“一种力量是通过建立路径（pathway）使得其他力量变得被动……那些希望变得比其他人更强大的行动者正在创造这样的力量，它们将他者引入（自己的）序列。”（Latour，1988：171）。

也正因为此，独景窥视成为了标识出“建立联结的权力”的最好空间隐喻。拉图尔将福柯式的全景敞视视为一种“投射性”（projected）空间-权力模型，亦即权力将自身“投射于”“现实化为”对社会空间分割、规制与排序的种种机制。对此，他批评道：“正如词源学所表明的那样，全景（panoramas）得以看见一切。但它们同时什么也没看到，因为它们只是在与外部完全隔绝的小屋内，展现出绘制的（或者投射的）图像”（Latour，2005：187）；相反，独景窥视则处于全景的反面，它只是从一个位置出发，“看的范围虽然小但看的仔细”。“从独景窥视出发，只要联结存在，完整的但是极端狭窄的关于联结的整体视点才得以可能。”（Latour，2005：181）拉图尔也曾以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实验室类比，来说明他如何确立自己实验室的社会权力，最终形成“法国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事实上，巴斯德的科学实验过程是从自己实验室这一点出发，将诸如被炭疽病毒困扰的农民、微生物、学术共同体、政府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征召入了自己的行动方案之中。通过赋予各个不同行动者相关的利益说明，巴斯德成为各个行动者的“代言人”，从而构建了一条从实验室到科学共同体再到整个社会的行动者网络。巴斯德的实验室权力也就越出了狭隘的边界，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力——巴斯德的权力是由网络中的各行动者所“贡献”的。因此，巴斯德的实验室就类似于独景窥视中的一个出发点，而追踪社会权力的如何构建，就意味着追踪各条“独景窥视”是如何通过联结其余相关行动者而建立的。这也正是拉图尔对空间之拓扑学理解的核心要义。

四 从全景敞视转向独景窥视：

作为“视觉媒介”的电子屏幕

在20世纪中期铺陈的众多空间转向话语中，空间如何与社会实践相交织，空间性又是被如何被“社会化的生产”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吉登斯强调：“我们不能将空间看作是塑造社会活动赖以发生的无内容的空纬度，而必须将它和互动系统的构成联系在一起考虑”（吉登斯，1986/1998：518），亦是表明了这样一条分析思路。从这个角度来说，福柯与拉图尔共享的是同样的理论出发点：两者共同地将权力灌注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之上，也就开创了一条事关权力如何通过具体社会实践方式介入空间构型，从而生成特定的社会主体性的分析路径。在社会化媒体遍及的今天，如果我们采纳福柯的理论模型，“可见性”就成为了媒介施加社会影响的最重要手段。首先是媒介提供的“可见性”成为了形塑社会的关键力量。戴扬（Daniel Dayan）与卡兹（Elihu Katz）就通过“媒介事件”（media event）这一概念考察电视直播所展现出的“可见的仪式化维度”是如何实现个体认同以及社会整合（Dayan & Katz， 1994）。这种可见性不仅仅体现出媒介自身的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关联于媒介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是如何利用媒介“呈现/扭曲”具体的社会化运动和“塑造”相应的社会群体（Gitlin，1981）。这一点亦得到了戴扬的肯定：作为“公共注意力的权威管理者”的大众媒介可以通过“操演”（performance）来“管理他人的可见性。”（Dayan，201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化媒体通过“可见性”拓展了公共领域的内涵，传播由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功能转变为构成社会的基础要素（孙玮，李梦颖，2014）。其次，更进一步来看，媒介权力能够通过社会空间的可见性展现“规训”以及“生产”出特定的主体性（彭兰，2018）。这种生产不仅仅使得社群以“观看/被看”的“全景共视”（synopticon）的方式参与社会实践（Mathiesen，1997），也能转变个体的消费习惯（Elmer，2003），以及塑造个体的记忆模式，使之呈现为“网络化的记忆”（networked memory）（Bossewitch & Sinnreich，2012）。最后，新媒介自身的技术特性也可以与全景敞视的空间-权力模型交融，使之呈现为一种“可携带的全景敞视”（portable panopticon）新规训机制（Saulles & Horner，2011），甚至会引发个人主体的衰落与社会群体的隔阂等价值悖论（何志武，董红兵，2019）。

正如拉图尔对福柯的批判一样，福柯提供的更多是一种“表征式”（representational）的权力模型，亦即社会化媒体通过对空间的“现实化分割”——区分可见的与未见的、正常的与异常的，来对其投射自身的社会影响。换言之，我们在福柯的模型中辨识出的是媒介所承载的“话语”“文本”“信息”等表征性元素所带来的现实效应。而随着近年来媒介研究中“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Parker & Willey，2012）的提出，媒介自身的物质性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建构活动的影响必须要被纳入传播研究的版图之中（戴宇辰，2020），我们有理由超越社会化媒体研究中的表征式视角来重新思考媒介如何介入社会现实并重组社会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拉图尔关注“联结”的、平面化的独景窥视模型可以成为一个思考的出发点。在下文中，我将通过Karin Knorr-Cetina与Urs Bruegger（2002）对金融市场中电子屏幕的经验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

按照两位作者的观察，田野观测点——位于苏黎世的全球金融交易市场，得以正常运行的一个基础就是，每位操作员面前都放着数十块电子屏幕。上面实时出现的是经由计算处理而呈现的当下的全球交易指数、代码、数据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实时操作等等。而每一位员工的工作流程就是随时紧盯屏幕，对金融市场的变动数据做出自己的判断，采纳符合自己利益的行动。换言之，屏幕提供的不仅仅是纯粹“联结网络中的信息流”，而是将各种实时发生的“本地化的利益诉求、事件和活动导入一个由电子屏幕创造的共享符号空间”（Knorr-Cetina & Bruegger，2002：392）。对于田野观测地的金融从业者来说，他们所处的“本地化空间”（local space）同样亦是这个联结空间中的一个节点，同样需要对于联结中超越自己语境其他各种金融行动做出反应。这种“地方-全球”（local-global）之诸行动借由电子屏幕而实现关联的情境挑战了现象学视野中的“共在”（appresentation）概念——按照舒茨（Alfred Schutz）的说法，共在是互动发生的基础，意味着“物理意义上的共同在场”（physical co-present）（Schutz，1962：294－305）。在上述案例中，情形却不同了，“屏幕使得市场‘共在’：它将遥远的空间和不可见的事物带到参与者面前，使参与者可以与之互动或者做出反馈。”（Knorr-Cetina & Bruegger，2002：392）

Knorr－Cetina进而用“视觉媒介”（scopic media）这一术语指代案例中的电子屏幕。“视觉”表明的是一种看的方式，它可以将遥远的事物通过视觉化的方式聚集起来，从而集聚当下的行动和反馈，扩展当下的情形（local situation）。换句话说，视觉媒介带来的一系列的“边界漂移”（shifting boundaries），消弭了诸如“远和近”、“地方/全球”、“微观/宏观”等二元边界——金融参与者当下的行动即是对全球行动的反馈，股票交易员微观的协调即是对宏观结构变动的反应，再也不存在社会行动范畴中本体/全球、微观/宏观对立的边界。Knorr-Cetina用地毯做了个比方，电子屏幕就像一个不断卷曲的地毯，“将世界包裹起来”（roll out the world），分属于不同时间－空间范畴中的参与者将不断的被卷入视觉媒介中，他们的行动/互动也在这样的卷入过程中被实时地重构（Knorr-Cetina，2014）。视觉媒介的分析事实上挑战了以往对于媒介的“传输-表征”（transmit-represent）的理解，即将媒介看作是一种将勾连不同空间之信息流的传送渠道，在两位作者看来，电子屏幕“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为了传送信息的‘媒介’，而是一个建筑基点（a building site），整个经济系统和认知世界被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Knorr-Cetina & Bruegger，2002：395）

借用拉图尔的说法，视觉媒介包含的正是“建立联结的权力”（而非福柯式的生产可见性的权力），它采纳的是一种“时空折叠”（the folding of space and time）的方式——将隶属于不同时间、空间与社会情境的行动者“征召”入自身的行动者网络来建构社会化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并非完全是福柯所设想的“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而是“行动的空间”（space of action）——这意味着媒介并非通过一种纯粹展示/再现信息流的方式生成视觉可见性（vision-possibilities），而是借由关联/联结不同实体的方式来为参与者提供各种行动可能性（action-possibilities）。正如Knorr－Cetina与Bruegger的结论所言，视觉媒介呈现的“不是真相（truth）——真相表达的是持久的事实，它的稳定性源自同一世界内的参考标准，而是新闻（news），即对于诸种相关新事件和情境的瞬时报道……从真相转向新闻并不意味着电子屏幕表征功能的丧失……我们试图说明一种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的嫁接（通过它）而完成。”（Knorr-Cetina & Bruegger，2002：402）

需要指出的是，电子屏幕可以成为一种“独景窥视机制”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本身是“网络化的”（networked），亦即它是由一整套算法、数据和网络基础设施所支撑。对于其他的社会化媒体来说亦是如此，诸如微信、探探、陌陌、遇见等各种借由位置媒介技术形成社交网络的媒介，无一不是通过自身的算法机制来鼓励使用者建立社交网络。换句话说，联结的建立从物理/社会意义上的邻近性转变为一种由媒介筛选出来的“邻近性”，例如不断的推送“XX距你只有500M”“XX曾去过你在的地区”“XX和你的兴趣相投”。这使得媒介对于社会化空间的建构超出了具体的信息表征模式，转向一种借由自身“物质性的在场”，从而扩展使用者行动可能性的新形式，例如依托社会化媒体而出现的新型“陌生人社交”、“算法推荐的商品营销”。或者借用舒茨的术语来说，社交媒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建立新的“共在空间”，使用者各种新的互动/行动在媒介构建的社会化空间中不断转变为可能。正如Boyd的研究所表明的，对于美国青少年来说，各种社交网站主要贡献并非扩展人际间可以互动的对象，而是提供了一个不曾有过的行动的空间，它可以逃脱父母的监管，充满了重塑使用者日常生活之文化形态的可能性（Boyd，2014：55－57）。这一点恰恰是“独景”而非“全景”所能揭示出的。

五 媒介的空间-权力再阐释：

朝向一种“非表征式”的模型

本文的出发点始于传播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在启迪该研究领域的众多思想资源中，勃兴于20世纪中期的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至今仍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其中，福柯的“全景敞视”以及拉图尔的“独景窥视”模型共同标识出“空间转向”学术话语中的两条理论主轴。双方共同将权力要素灌注于空间之上，试图通过分析“权力的物理学”来展示空间本身是如何被社会化地建构起来。借由全景敞视到独景窥视之理论脉络的钩沉，本文尝试展现出两种不同的空间-权力分析模型。尤其是对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今天而言，如果说福柯为媒介研究提供了一种专注于媒介生产中的信息、话语与文本的“表征式”理论模型的话，那么拉图尔的思想启迪恰恰根植于媒介之“物质性”本身，或者借用ANT的话来说，即媒介如何作为行动者“折叠”不同时空，从而创造出新的行动可能性。正如“视觉媒介”能够嫁接本土/全球的不同语境一样，在这样一个“连接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van Dijck，2013）的时代，媒介自身——而非媒介表征的信息是如何联结不同情境中的行动，从而介入社会空间构型的问题更加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近年来，将“非表征式”（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与媒介研究关联的提议陆续出现。正如宋美杰（2020）所言，表征理论模式中的媒介研究往往集中于“以文本为中心”的路径，而传播过程中的情绪与活力、触觉与身体感、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流变因为无法被表征而被遮蔽。从这个角度来看，ANT所推崇的“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associations）旨在关注行动的展开过程，有利于扭转对媒介文本之表征式思维的过度强调。拉图尔尝言，建立独景窥视是为了“将万事万物保持平坦”（keep everything flat），从而反对全景敞视所确立的霸权机制：“独景窥视不断地揭示出诸联结的脆弱性，以及网络之中存在的缺乏控制的现实；而全景则提供了被考察对象被完全控制的图景。”（Latour，2005：188）全景式的思维往往忽视社会空间建构过程中的张力与矛盾，而与之相反的是，独景窥视对这些过程格外重视——用拉图尔戏谑式的话来说，独景“看的范围虽然小但看的仔细”。也正因为此，如何去探究这些联结的成功与否，如何去描述联结过程中的行动，应当成为“非表征式”媒介研究的所要关心的要义，或者用孙玮（2020）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媒介研究“从表征转向实践”。

最后，借由从全景敞视到独景窥视这一理论脉络的梳理，本文也试图将空间性维度注入经典的“媒介权力”主题之中。这不同于传统研究中将媒介权力还原为外部的政治-经济力量，亦即把媒介文本嵌入其所属的“意识形态结构”（ideological structure），从而将对媒介的社会效应的探究转变为一种“外部行动者”（政治—经济力量）借由媒介文本“统治”受众的制度性分析模式（Keller，1995）。在本研究看来，媒介的效应始终是嵌入社会空间的效应，是通过诸层级的社会实践本身被生产出来的。换言之，媒介的“权力”总是一种“空间-权力”。正如Couldry的判断，当我们探究媒介权力之时，我们“并非去寻找媒介产品是如何反应外部（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国家的等等）压力，也不是要探索其他媒介表征的细节”，我们的关注点应当放置在“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而非认识论（epistemology）层面。即媒介是如何构造‘社会事实’以及‘社会现实’。”（Couldry，2000：13）这一点也正是本文在社会化媒体时代重新阐释空间-权力议题的主旨所在。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7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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